原标题:一个“非职业”摄影师，用10万张照片记录家乡30年变迁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着文化的缺失和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一个时代和城市的悲哀。这也是我要写《古城拾遗——金州城影像记忆》这本书的原因，要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
▲“非职业”摄影师刘建国。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刘洋编辑胡杰校对王心
刘建国，68岁，大连人。他中等身材，常年背着十几斤的摄影器材走街串巷，他走路飞快，面相上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
大年三十下午，在90多岁的父母家里，把年夜饭的饺子馅剁完，刘建国麻利地拿出背包里的三脚架，架在客厅，镜头对焦，招呼好家人，来了一张全家福。
“摄影大腕又给我们来了张照片啊。”家人们调侃着。刘建国是家里的长子，因为他三十年来的摄影经历，对家人来说，每年的合影由他拍早是习以为常。而年夜饭的话题也必然与摄影有关，这一年拍了什么？又获了什么奖？都是下酒好菜……
刘建国的书房里，是成堆的、发黄的日记本，分门别类的摄影图集，大量的历史建筑书籍……从1989年起，他开始进行古街巷、建筑的摄影记录，如今仅拍摄的大连金州城图片已累计达10万余张。
去年年底，他撰写的反映家乡城市建筑的影像书籍《古城拾遗——金州影像记忆》摄影图集即将付梓。
作为一位“非职业”摄影爱好者，刘建国连续30年拍摄大连，他的图片成为一些已消失老建筑的最后留影，也成为大连发展的见证。“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如今什么样了？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
以下为刘建国口述：
从放电影到做磁带
1971年下乡回城后，我被分配到了电影胶片厂。我所要做的一个工序是检验成品电影片，需要通过放映进行检验，厂子就把我派到县里电影院学习放映。
做放映员期间我开始接触了影像技术。
现在电影院放电影用的是数字投影机，打开机器就放了。我们那时用两极碳棒，正负极接触打火，利用碳棒间隙产生的弧光照明，把胶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而碳棒之间的间距非常重要，距离不一样产生的光线不一样，太远了会灭，太近了会刺眼。
那时候放映员很辛苦的，一个样板戏两小时十分钟，左右两个机器，一卷片子8到10分钟就放映完了，为了电影可以接续上，两部机器十分钟一交替，稍微一疏忽，电影就断片，荧幕就黑了，下边观众就开始喝倒彩，嗷嗷你。
那时候我放过朝鲜的《广阔地平线》、越南的《森林之火》、南斯拉夫的《桥》等电影，中国电影就是八大样板戏，每天早晨从6：40，到晚上11:40，我们两个放映员一场接一场放。观众真的太多了，那时买张电影票很难，都得托关系。
也是放映时积攒的经验，为我今后的摄影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事实上，电影就是每一个摄影画幅组成并流动，一部电影每一秒钟24个画幅，这些画幅的构图和影像艺术都潜移默化的渗入到我的脑子当中。
1974年，由化工部投资，我们这个胶片厂改建成磁带厂。
我是建厂者之一，被分配做施工员助理，学习建筑。也是这段经历，我对建筑的了解得到了升华，对建筑结构等技术层面开始了系统学习。开始针对性地了解金州城的历史。
初期，磁带厂是为广播电台做广播带，那时大陆并没有盒式磁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有声磁带开始风靡。1986年起，便如雨后春笋般兴盛，那年，我厂引进的高速复制机投产，生产的第一盘磁带就是张蔷的《再来一次春天》。
1990年，电视剧《渴望》令万人空巷，毛阿敏的主题曲也在全国轰动，当时中国图片社音像部的副主任何辉找到我，交给我《渴望》插曲母带，让我厂生产、发行。他是人大摄影系毕业的，聊摄影中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帮我在北京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有了相机拍什么？世界如同一个万花筒，可拍的东西不计其数，思考之后，我决定用我的摄影爱好去承载另一种爱好，那就是建筑。
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
上世纪80年代末，恰逢旧城改造，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改造尤为迅猛。我的家乡金州区曾是一座古城，自汉武帝元丰四年开始，便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虽然金州城1948年就开始扒掉了老城门、城墙，但历史给这座城留下的老建筑并不少。
日伪时期，这里建设了日本人居住区；日本投降后，又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建了很多俄式建筑；加之城内的明清建筑，普通百姓的联排平房……可以说，一座座建筑是一段段凝聚的历史。
我当时就觉得老房子扒掉了太可惜了，就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我身背相机转遍了金州城的大街小巷，这边拆，我这边拍，那边建，我那边拍。新的要拍，旧得更要拍，尽量留住那些即将消失的建筑和街景。
可以说，我背了一辈子“书包”，小时候包里装着书，如今包里装着我的摄影器材。
但我最核心的影像，还是老城金州。从旧城改造开始，至今，近三十年，我都没有放弃过对城市建筑的拍摄。
哪一栋建筑是我记录的？太多了，比如“金州民政署”，日本统治时所建，被老人称为“大衙门”，解放后被苏联接管，成为其一个司令部，后改为一家俱乐部。我拍了这栋建筑十几年，它曾经变成为旅馆、饭店，风雨侵蚀，也会被粉刷、修葺，每一段时间都有微小的变化。
▲原来的金州民政署，现在已经变成酒店。受访者供图
这是被保护下来的文物，但许多老建筑，老街、老景在我还没有准备好拍的时候就被拆的差不多了。譬如天齐庙、孔庙、南街浴池、邵家六大院、东街、曹家弄……
其实你站在金州的最高处俯视，如今金州城的格局并没有变，老街道还是那个老街，以东城南北四条大街为辐射，城市布局并未变。只是城门楼城墙扒了，原来的四合院变成了一栋栋楼房。
▲俯瞰金州城，城市格局并未改变， 只是原来城中的四合院都变成了楼房。受访者供图
执着于古建筑的拍摄中，也有不少的憾事。2010年的一次，我背着相机走到了金州区八里，看到一栋老宅的窗棂虽然被用旧塑料封上了，但很别致，小院里两棵树明显看至少有一百年。我走进院子里，和主人介绍我是摄影爱好者。他们就说“那你给我们拍个照片吧，给家留个影。”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房子要拆迁，熟悉了之后，我就和这家人成了朋友。
这家老人说，这个房子是清道光年间的，院内的两颗大枣树就有百岁高龄。据说，甲午战争时期，他们的房子还被当做日军的指挥所。
▲道光年间的老屋和屋内百岁高龄的枣树。受访者供图
房子拆迁时，正好赶上《半岛晨报社》和大连文保单位搜集全市的古树线索，我就把几张照片发给了他们，记者刊发了稿件，呼吁城市拆迁时保护古树。
大概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影响力，老宅拆了，那两棵古树果然被留了下来。
但前段时间，我看到枣树还是不见了，秃秃的树根留在原地。如今，那里变成了小区物业停车场，能说什么呢？我很遗憾。
金州站百年变迁
在拍摄中，我有不少作品获奖，并在报纸上刊发过。
2009年，我加入了大连摄影家协会，跟随协会的朋友们走南闯北拍摄至今。
因为挚爱家乡金州区，我一直在记录这座城。我会为老宅的逝去遗憾，也会为新建的高楼商厦欣喜。比如第一家麦当劳在金州区开设时，我去拍了照片，名为“老城区来了洋快餐”。
▲刘建国摄影作品《老城区来了洋快餐》。受访者供图
在我的老城记录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金州火车站。1898年，沙俄侵占大连之后，沙皇政府从华北地区招募民工四万余人投入筑路，中东铁路南段工程由大连向北修筑，同时在金州等地区修建火车站。
1903年金州站建成，自建成后的106年间，经历了俄、日殖民时期，苏联军管时期，解放后的建设时期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今天，在我们述说金州站发展历程时不能不回顾铭刻在她身上的百年沧桑史。
1938年，一场大火将金州站舍全部烧毁。重建后的金州站舍为和风仿古现代风格建筑，主体为双坡屋顶，正面横向一字展开，屋顶立着一个小小的中心塔楼，是座十分灵巧的小品建筑。
▲日伪时期建成的老金州站。受访者供图
从小时候起，我便目睹着金州站的不断改造建设，屋顶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做了改动，檐部采用琉璃瓦装修，正脊两端和锤脊加了吉祥奇异兽（俗称五脊六兽）……拆除雨棚天桥，修建旅客地下通道。
一条古城南门外大街（斯大林路）将金州古城与金州站相连。随着岁月的流失，这附近的建筑、街道、花园、绿树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些老地名也被人们忘却，如今应该已没多少人会念起“大衙门下”、“八店”、“民校”、“机房子”、“地贸”……
之后，为了适应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客流量不断增加的要求，金州区投入大量资金改造站前棚户区，建设五万平方米现代化音乐广场，又斥资8000万元，对金州站实施彻底改造。
▲建成之后的金州火车站， 站前的广场建起了音乐喷泉。受访者供图
2008年6月11日，随着金州火车站中心塔楼的轰然倒下，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老站舍从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
如今10年过去，看到在站前广场上喷泉旁跳舞的老人们，你很难想象到，几十年前，那里小小的进站大门前还有叫卖的小摊业主，趴活的面包车……人们都在狭小而黑漆漆的候车厅内候车。
这里，已是翻天覆地了。
我们的古城怎么变化了？
拍的差不多了，我就想写一本书。
我的目的是把拍的照片整理和分享一下。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如今什么样了？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
为搞清金州古城的过去，我泡图书馆查阅各种史志，搜寻相关资料，阅读文史书籍，请教专家学者，探访金州城老人，寻找一切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各个历史时期金州城轮廓的线索。
▲刘建国希望记录金州的编年史。新京报记者刘洋摄
读我的这本书，你会发现，早年的金州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一个瓮城。
城市要发展，这城墙和瓮城却成了障碍。于是就都被拆掉了。
类似被拆的老建筑还有很多。
我理解，很多老建筑的拆除都有它的客观原因。比如旧房子供水排污都有困难，还有采暖问题，防火安全问题，条件肯定不如现在的房子。作为老百姓来说，都渴望改善生活条件，破旧的小院子确实居住质量不高。大家向往现代化的生活。
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是凝固的记忆，是需要保护的。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着文化的缺失和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一个时代和城市的悲哀。这也是我要写《古城拾遗——金州城影像记忆》这本书的原因，要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
但是，我所写的书里并不仅是惋惜和遗憾，我也记录了金州的繁荣和发展。你如果离开家乡，离开这座城市十年再回来，肯定不认识了。这代表我们并没有落伍，代表了城市在发展，世界各城市有的、我们也有。
“人生苦短，而历史却悠长得接近无限大。在历史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摸象，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局限”，这是一位作家说的。
本文部分内容首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