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妈妈，别让我一个人去换肾丨末梢
他们或许是最寂寞无名之小人物，
但社会之痛感不正来自神经末梢？
2月28日，安阿姆紧紧抱住费尽周折赶来的妈妈，惊忧瞬间化为泪水，泪水最终又转为微笑。
13岁的她总算可以松口气，不必孑身一人在异乡面对换肾手术了。
能看上病、有肾可换、母女异乡团聚，她比一众巴勒斯坦同胞已经幸运太多。
1.
若非惊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出手相助，安阿姆恐怕还见不到妈妈。
这个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女孩患上肾血栓，急需肾脏移植。
不幸中的万幸的是，舅舅哈立德挺身而出，愿为她提供一个肾脏，目前正在测试是否符合移植条件。
但万幸后的不幸是，当她2月26日随家人从加沙地带辗转前往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做手术时，只有她一人得以通过以色列检查站。
对这个未经世事的女孩来说，独在异乡，比病痛更恐怖的是孤独。一到拉姆安拉，她就打电话告诉家人，没有他们陪伴，她宁愿不做手术。
她的故事在巴勒斯坦迅速发酵，引发关注。最终，总统阿巴斯亲自出手，帮助她的妈妈萨勒娃拿到许可，才促成母女在拉姆安拉医院的团聚。
起初，社交媒体上有小道消息称，是以色列方面禁止安阿姆父母陪同她到拉姆安拉就医。消息一出，就触怒不少巴勒斯坦人。
但记者核实后发现，安阿姆的父母并未向以色列提出陪同就医申请。
也有一些知情者对记者称，安阿姆的父母恐怕与以色列单方认定的极端组织有联系，他们可能担心离开加沙地带途经以色列时会遭逮捕。
到底为什么放孩子一个人异乡就诊？萨勒娃说，其实她有更揪心的隐情。
2.
萨勒娃告诉记者，与女儿分开的两天，她在“巨大痛苦和压力”中痛哭着度过。
这个巴勒斯坦妇女肩头，除了拮据的经济状况，还有沉重的家庭负担。除了女儿安阿姆，萨勒娃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和6个儿子。
“但当我唯一的女儿说出‘妈妈你要来’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拒绝。”一边说着，她一边低头吻了女儿。
一颗心，剖成两半，也不够用。
“女儿的治疗可能会持续三个月，而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在加沙的家人。”萨勒娃忧心忡忡。
要是能在加沙地带做手术，该多好啊。但谁都知道，那纯属奢望。
加沙地带是一块飞地，想要前往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城市，必须途经以色列的地盘。
自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07年夺取加沙地带实际控制权后，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封锁，严格控制人员和物资进出。除非得到以方特别许可，加沙地带居民无法前往约旦河西岸城市。
此外，过去几年间，加沙地带南部与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也因安全原因几乎一直关闭。
逾10年的严密封锁，使得加沙地带形同监狱，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经济状况和社会民生持续恶化。
最新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约有200万人，贫困率高达65%，失业率达46%。
近期更是雪上加霜。美国缩减向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供资金，导致加沙地带的国际援助活动几乎停顿。
当地燃料、食品、药品奇缺，每日供电不足8个小时，生产和生活都陷入瘫痪状态。市政服务也难以正常运转，垃圾成堆、饮用水受污染、污水处理系统面临崩溃。
最要命的是，加沙地带至少20家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因发电机燃料耗尽停止运转。
新生儿突发急症却因停电得不到抢救而死亡，重症患者因无法使用急救设备而撒手人寰，依赖医疗设备维系生命的慢性病人在绝望中走向终点.......类似人道主义悲剧激增。
联合国报告显示，预计到2020年，加沙地带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3.
记者了解到，因环境污染等因素，加沙地带重病甚至绝症患者持续增加，但以色列允许加沙地带外出就医的患者人数比例却在下降。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加沙地带54名巴勒斯坦人，包括46名癌症患者，在以色列拒绝或延迟向其提供外出就医许可后，已于2017年去世。
即便幸运如安阿姆，故事也远没到结局。
移植手术能否成功？即便成功，返回生存条件恶劣的加沙地带后如何康复？萨勒娃知道，女儿的前途还有重重疑问，不是她这个母亲一人所能庇护。
但眼下，顾不上那么许多。
“她总是和我依偎在一起，我们再也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