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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家丨周汉民:扶贫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的“幸福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3-15  来源:新格网  作者:新格网  浏览次数:678  【去百度看看】
核心提示:中国从不输出社会制度,也不输出发展模式,但中国在扶贫上的做法却如同大地上的一本百科全书。

 

编者按

今年的两会重要“热词”之一:扶贫。不少政协委员高度关注“精准扶贫”,并纷纷抛出“产业扶贫”、“电商扶贫”、“三农扶贫”等治理良策。

为何关注扶贫?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已有7亿人口摘掉贫困的帽子,这项成绩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三。作为有担当、有情怀的媒体,凤凰网在2016年重磅发布了《宣战2020——中国扶贫报告》。扶贫这场攻坚战,被标记为一场“必须赢的战役”。

两会代表为何高度关注“精确扶贫”?扶贫资金到底应该怎么花?精确扶贫,是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还是政府的“独角戏”?

本期由凤凰网国际智库出品的访谈节目《大国小鲜》中,凤凰网总编辑邹明对话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结合“两会”热点解析精准扶贫。

“老弄堂”变身商业区,上海浦东的脱贫史

1986年,我参与浦东改革开放的前期研究,十四年后,我出任浦东新区首届政府的副区长。那时浦东最高的楼是金茂大厦,隔两条马路便是破旧不堪的居民区。如果一天连续下5小时的雨,那片居民区就将面临被水淹没的情境,当时我便意识到中国的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

2001年,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国国际展览局代表,参与世博会的相关工作。一直到2010年世博会完成,这整十年间都很少有人提出:世博会5.28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底具备何种用途?黄埔江两岸的这块土地,实则承载了一万八千户居民以及两百七四家工厂。用如今标准来衡量,这一万八千户居民属于相对贫困,可谓“弄堂之小无立锥之地”。

国际展览当局表示,中国提出申办世博会定会接受国际标准的审查。国际展览局的西班牙秘书长质疑:“若是把世博举办权交给中国,这点一万八千户居民能否迁走?”2002年12月3日,当中国取得世博会举办权后,政府做的第一桩事情便是大规模拆迁,在上海建立浦江新镇,居民迁移过去并开始投入使用。

 

我在浦东任职期间,经历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一事。当时那里全是农田和农民,如今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尖兵所在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定位十分准确。何以见得?

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82.7万亿,合计为12.6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去年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率达到30%,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总和。但我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远不止此。最震撼的贡献是过去40年,我国脱贫人口是世界同时脱贫人口总和的四分之三,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这对世界的贡献绝无仅有

如今,我们仍旧需要咬紧牙关前行。中国当下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四千多万。提出精准脱贫和扶贫时,中国拥有七千万贫困人口,若平均每年减少一千万人次,在不到2020年底,13多亿中国人将一同迈入小康。通过五年的调研,我认为精准脱贫和精准扶贫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也是我在全国政协九个提案中提到脱贫问题的重要原因。

中国从不输出社会制度,也不输出发展模式,但中国在扶贫上的做法却如同大地上的一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价值不在于必须阅读,而在认真阅读,我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中国最好的经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时,我曾目睹到脱贫是人类共同的任务,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扶贫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贫困的根源:一、疾病;二、人才流失

河南千年古城商丘虽已发展得现代化,但其下属的虞城县仍属国家级贫困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生活方式日新月异,但他们与我们的差距依旧遥远。我在县城感受过两户人家,其深受贫穷所困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源于疾病。第二个共同原因是年轻人离乡进城的现实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孩子会选择去更大的城市追逐美好生活

广西百色的田阳县很出名。而田阳县的最大问题是自然环境不适宜人类居住,这与上述提及的贫困原因又不同。过于贫瘠的寸草不生之地,让扶贫工作难以展开,我们的首要目标便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解决方法便是教育。我们请孩子到山下接受教育,每年资助每名孩子两千块钱,保证他们在学校接受10个月的教育,暑期回家帮忙务农。

扶贫,其实是政府、民间、企业三股力量的中和。政府必须承担起不让一个国民掉队的责任,这是国家领袖彰显赤子之心的方式。然而单靠政府力量很是薄弱,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会发动。最后一股力量定是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企业。举个最典型的产业扶贫案例,贵州毕节景色虽美但人民穷困。一个企业家到地考察后发现此地适宜魔芋生存,并符合自身企业生产的魔芋制品。于是他当即投资三千万,将当地变成魔芋种植的产地,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我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任主任时,曾和同事们共同推动过“智慧众筹”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中华职业教育圈每年给在上海苦读的来自新疆、西藏、贵州、云南、四川的学生们提供“中华助学金”,每人每年两千块。去年我们一共资助五百个学生,共花费一百万,但这些助学金都是社会众筹所得,这与政府直接出资给钱是两码事。

扶贫的很大目的是增强人的幸福感。联合国曾讨论过普罗大众的幸福感应包含哪几大要素,第一是就业,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换言之,在万不得已之时输血是必须的,但自我造血才是长久之计。我们所提倡的产业扶贫就是在开拓就业的门路和机会。第二要素便是教育,知识和智慧最能改变贫困的样貌。

第三是就医,许多贫困是疾病造成的,所以医疗能把疾病造成的贫困可能性降到最低。第四个要素是交通。记得年初的那位“冰花男孩”,头顶风霜上学的照片令大众动容。第五是通讯。当人类社会迈入大数据时代,通讯设施现代化显得关键。第六,需要建造必要的文化设施,例如图书馆、科技馆。第七,要对未来有稳定预期。

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中,市场行为正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即便是政府的扶贫项目,市场同样可主导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93年修改宪法至今,中国在这25年间强调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其核心便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我认为,适当调整扶贫和脱贫的核心是“不再重复”。例如,政府投入项目,不一定指定某家企业来做,应当遵循市场法则,市场招投标

中国人的“精神贫困”有解吗?

 

关于“精神扶贫”,今年我给全国政协其中一个有关扶贫的提案中,特别提到了“扶志”。扶贫不光是精确地了解环境,拨款到户。比如某地的高山上不适宜人类居住,需要将人口迁移下来。某些时候修建基础设施的方案很机械,有“资源浪费”的现象。例如按照修建公路的标准,修一条利用率极低的路,是很不值得的,因为石板路的铺设更符合居民生活习惯。

再例如安装通讯设备。当信息时代手机早已普及时,将固定电话线移到山头,实际上非常徒劳。我认为,扶贫要让贫困人口意识到,这是人生发展的阶段性过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尤为关键。于年轻一代,我提议将此类“立志”元素融入到文化文学艺术的表达中,让其难以忘怀。

“扶智”的第二层意思也可写作智慧的“智”。着眼于中国当下,所有贫困、或非贫困的人群都需将学习作为终生的任务。如果能够积累知识,正确思考,这将是我们面对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世界的最大优势。媒体对于扶贫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不是说找到最简便的方法,而恰恰是用最精细的方法来治国,是对各要素的精准把握。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阶段性任务是我们要在2020年“全面打赢”,也叫做“决胜”。但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贫困现象还有可能返贫。贫困现象主要基于现实的窘迫现状,但若上升高度,我们还需注意要精神世界里的“贫瘠之地”,这也是媒体传播可以做到的。再者,媒体对于扶贫工作需要充满激情,一台好的节目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正能量的传递。

2020年,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将建成。我认为“强国梦”是具体的,它看得见摸得着。国家的目标是富裕,纵使扶贫这条攻坚之路充满坎坷泥泞,只要推动中内心有光,便一定能坚持到底。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的,我非常欣赏年轻人投入到扶贫事业中,如此国家的事业才能代代相传,攻克万难。

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全体中国人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迈进了新时代,我们都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国家的未来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便是我最大的期许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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