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胤自认比以前胖了一点，但肯定不是因为不良习惯。
胖了就少吃几口，这是杨胤过去保持身材的方法。 一个有自控力的职业女性,少吃点根本不算什么。但现在不是这样，杨胤觉得这是年龄给身体带来的变化。
很多事都有不能靠意志力或自控力控制的时候，尤其是身体。
（轻松筹创始人兼CEO 杨胤）
这不难理解。轻松筹上，绝大部分众筹发起者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身患严重的疾病。这是提起轻松筹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大病筹款平台的重要原因。
在健康保障系统不够完善的现阶段，疾病的毁灭性力量，太容易被感同身受，而当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朋友、朋友的家人、同事、邻居等的身份通过轻松筹出现在微信朋友圈时，更容易获得捐助者的信任和同情，并提供实际的帮助。
聚沙成塔。2014年成立的轻松筹，如今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5.5亿，为超过160万个家庭筹集了超过200亿元的善款。
虽然干着救苦救难的活儿，需要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杨胤和她的团队对健康保障这件事有乐观的估计，他们相信通过努力，事情总会变得越来越好。
就像创业这几年走过的沟沟坎坎，她也没太放在心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来不难过。”
从投资人到创业者
杨胤成为轻松筹创始人，跟她在IDG的前下属、也是轻松筹联合的创始人于亮有直接的关系。
“众筹”是当年最火的创业风口之一。中国报告大厅的数据显示，2014 年成立的众筹平台共有84家，平均每个月有七家新平台诞生。离开IDG之后的于亮带着他的技术团队接了很多众筹网站的外包开发，发现这些产品常常受限于信任关系的建立。这个小小的技术团队，想到了一种基于微信和移动端的众筹模式互助筹，这是轻松筹的前身。这个模式设想通过微信的熟人社交解决信任的问题，以朋友圈的社交属性解决传播渠道的问题,以微信支付 解决付款问题。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COO 于亮）
于亮找到当时已经是IDG副总裁的杨胤，希望老上司能够“先支持一点钱，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杨胤看好这种模式。很痛快地成为了轻松筹的天使投资人，并在产品开发出来后将其引见给了IDG的老板熊晓鸽，帮助轻松筹获得了IDG投资。2014年10月，杨胤离开工作了近18年的IDG，加入轻松筹，负责战略和管理。
关于这次职业选择，杨胤曾对媒体袒露心迹，“想着40岁了,我要改变一下自己。”
杨胤在看重轻松筹团队的技术与产品的同时，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团队缺乏专业的市场推广及宣传管理人员。这一点,轻松筹的另外几个早期团队成员同样意识到了。
（轻松筹联合创始人 区块链实验室VP 李汐）
联合创始人李汐热切地欢迎杨胤的加入，“她能够带领我们,把她手里的一些资源都利用起来，让公司变得更好。”
李汐认识杨胤要早于轻松筹的出现，他们结缘于和扬州市政府做的一个项目。后来到北京做轻松筹，没想到跟杨胤成了同事。他用“制衡”形容杨胤加入轻松筹后的变化。
今天，朋友圈出现轻松筹的众筹项目，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了。只有杨胤和她的团队知道，这种“习以为常”的状态，轻松筹这几年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的。
轻松筹的模式不像其它创业项目，可以找到国外成功的模板，这一套完全原创的系统。和其他创业项目一样，轻松筹在成立之初受到过种种质疑甚至诋毁，有时甚至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杨胤接受这种质疑。这种质疑的背后，是因为相信公益众筹的社会价值。
她是怎么顶住这些压力的？
杨胤跟着熊晓鸽工作很多年，他对杨胤最大的启迪是，“无论遇到天大的事情，他都觉得,那都不是事。”
打开社会公益的大门
今天，轻松筹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病救助。但最开始轻松筹在项目选择上并没有倾向性，只是单纯想要切入众筹市场，等到2014年9月一个“拯救程序员”的大病救助项目被广泛传播之后，这类救助项目日渐多了起来，带给平台爆发式的用户增长，杨胤调整了公司的方向，将众筹业务更多聚焦到大病救助。
由于轻松筹主打的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起项目，作为平台方，审核项目真实性的责任和压力与日俱增，这一点在大病众筹项目上尤其显著。从人工审核到招募志愿者，杨胤知道,轻松筹能做的就是尽量去通过技术降低成本，优化效率。2017年，轻松筹推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智爱”审核系统，以人机协作的方式加快审核速度，使得项目审核的成本由此前的平均200元，降低到现在的60元。
看上去这一切都水到渠成，但至少在2016年，轻松筹还想过放弃大病救助业务。 这一年的3月，全国两会，中国首部《慈善法》通过了，但是“大病众筹”这种新兴的模式到底合法不合法，还没有一个定论，轻松筹内部有声音支持做农产品的众筹,降低平台的政策风险和舆论压力。
（轻松筹创始人兼CEO 杨胤）
2016年的一天，公司的人都等着杨胤的决策，而杨胤在读轻松筹的数据和用户留言时注意到，大部分留言，都跟大病救助项目有关。
“有一天，我就想明白了这件事儿，如果我们不去把这条路走通，可能很多人通过互联网得到帮助的这样一条路就被关上了。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 既然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杨胤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了决定，“哪条路不好选的时候，我们就选难的路，因为难的路上人少。”
此后，他们多次与相关主管部门及法律界专家一起研究、讨论。最终大家得出的定论是：个人为自己或者是直系亲属在网络上发起的救助是合法的，但是，为他人或者是为其它某些特定群体筹款，必须通过具有合法资质的公募组织，这个界限划分得很清楚。
2016年8月31日民政部公布了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轻松筹与腾讯公益、淘宝公益、京东公益等12 家平台同时入选，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众筹平台。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正式生效实施。
（轻松筹首席战略官CSO 王政）
轻松筹的首席战略官王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杨胤邀请加入轻松筹，他曾在民政部工作过，有长达十几年的公益项目运营经验。主动与制定慈善法的法律专家和民政部沟通，向官方解释轻松筹的模式和管理方式，听取意见，调整产品，经验丰富的王政主导了轻松筹的政府事务和相关战略。
认同轻松筹的公益模式是一方面，对杨胤的认可是王政加入轻松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她的正能量、气场和号召力，才使得这么多人能够跟随她做这么阳光的事情。”
全民大健康平台
以大病救助项目为主体，是轻松筹的第一次正式转型。 但大病救助归根还是事后补救，一些社交圈不广的求助人，很多时候难以达到预期的众筹效果。轻松筹决心把“事后救助”延伸到“事前保障”，2016年4月，轻松筹上线了轻松互助业务。
（轻松筹大病医疗事业部VP 杨广涛）
一两年前，很多卖保险的人，会在轻松筹平台捐一块钱然后写，“与其事后轻松筹,不如事先买保险。”
轻松筹的同事跟杨胤商量把这种言论屏蔽。杨胤不同意，“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说的对呀。其实如果我们的社会大家都有保障的话，那就应该事后轻松筹的人少，事后没有人轻松筹了，没有人因为看病没有钱因为这些在事后筹款了，那才是我们的成功。
以上是轻松筹开始做互助和保险项目的引子。
（轻松筹健康保障事业部VP 戴文哲）
通过更深层次地思考并结合实践,杨胤带领团队在业内率先推出了四重健康保障体系。这个由大病救助、轻松互助、轻松公益、 轻松e 保组成的健康保障体系，分别对应重大疾病应急救助、事前健康互助、公益组织对接和定制化商业保险保障,构成了一整套涵盖事前、事后的完整健康保障体系，轻松筹也由大病筹款平台升级为全民健康保障平台。团队“让事情变得更好”的初心得以实现。
这是轻松筹的第二次转型，同样跟杨胤的决定有关。
公司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个理工男为主的团队里，杨胤既是决策者，也是协调者，不断为团队选择合适的人，弥补管理上的短板。
(轻松筹首席财务官CFO 王静）
轻松筹CFO王静，与杨胤是十几年的老朋友。
随后，大病医疗事业部VP杨广涛、市场VP马克、健康保障事业部VP戴文哲、运营VP章恒等更多优秀的人才被杨胤引入轻松筹。
（轻松筹运营VP 章恒）
轻松筹内部有一个叫“理工男纯爷们”的群，杨胤也在群里。学计算机的她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团队里，并没有觉得不习惯，“读大学的时候，班里就6个女生，周围全是男的。”
李汐认为杨胤在团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创业的时候都会有冲突点，哥们的话可能就会打架或者当面撕破脸，但是和女性创业者一起的时候，总是相互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轻松筹市场VP 马孝武Mark）
杨胤毫不掩饰对这些男同事的赞美，“有的时候呢,一个没本事的老板也挺好的。多找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团队里面的男人们，就不用那么苦哈哈了。”她拒绝用“管”这个词形容自己在团队中的工作，“我们是一个自主力很强的团队。”
轻松筹从大病救助延伸到互助、保险和公益板块，在这种业务扩张和调整的过程中,轻松筹日渐明晰了自身发展目标——做一个全民健康保障平台，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应对疾病的勇气和力量。
以前杨胤想过等到退休以后要去做公益事业，但是有时候人会得到命运的垂青，她在适当的时机碰到了原本以后要做的事，“我非常庆幸当时没有因为麻烦、担心、困难而退缩,这一点两年以后想，我觉得也是那个时候的幸福。”
这种幸福在持续，并且有了新的麻烦和困难。
杨胤说，团队同事经常批评她，不会秀，也不愿意接受采访。
这种时候，杨胤就会尽量配合。她说自己会从历史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并且，“我真的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们问同事们为什么选择加入轻松筹。
同事们说，“这是个有希望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