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实，1922年生于本溪，少年时代就读于丹东教会学校，伪满时期进入本溪湖日本邮局工作，因遭日本人迫害，于1942年夏末只身逃奔沈阳，经历了1945年的光复和1948年的解放。
在沈阳解放70周年来临之际，沈阳视觉文献馆工作人员采访了他，听他讲述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
本系列口述共六篇，此为第三篇。沈阳光复了，日本鬼子倒台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孙克实老人曾经联络过的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两条线，如今都风光地走到了前台。跟哪条线走都能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但孙老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8月15日】
日本鬼子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那天日本天皇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另一种认定是九三胜利。8月15号到9月3号，这期间有很多事发生，是个过渡时期。老百姓听到的就是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时我在大和警察署，就是现在的和平区，是青叶町派出所的警长，后来叫执行警尉。大和区就是殖民区，在派出所里大多是日本人，就我一个中国人。
8月15号那天，中国人没有什么感觉，日本人也按部就班，看不出什么恐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日本人下层不知道，也许心存侥幸，哪一天没准被征到太平洋去打仗呢，没想到突然间就宣布投降了。那天中午，大喇叭响了，就是天皇宣布投降的内容。街上老百姓立马精神头就来了，日本人的精神头也没有了，非常明显和迅速。老百姓从此扬眉吐气了。
八一五光复后，有些个老百姓见着日本人、朝鲜人就打，也管不了，维持不了治安。很快日本人都组织撤离了，没受到太大伤害。朝鲜人没少死啊！我亲眼看到在大东门，广场上围着一群老百姓，有两个人拿着这么粗的棍子，追一个朝鲜人，就象打耗子一样，追着打，最后把人打死了。
【警察署偷枪】
“8·15”光复以后，苏联红军还没来，国民党还没成气候，搞地下的那些人维持不了沈阳的治安，沈阳是真空。维护沈阳治安的主要是日本警察、伪满警察，当时还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日本鬼子不象原来那样耀武扬威了，整天垂头丧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一腔热血，想为祖国做点什么，但没找到出路。这时候王丹开始搞建军，他本是战干团来的，他的任务就是回到东北招收学员。但是光复以后，他就号召搞建军，搞什么十五集团军，我也不太明白。跟他认识以后，感情越来越好，也相信他，我就满腔热血地跟他走。搞建军没枪不行啊，我就有了个主意。
有一天我和张天午骑车从大东边门王丹家到大和警察署。张天午在外面接应，我就从正门进去，没人阻挡，日本鬼子喝醉了，看也不看我。即便看见我，我原来也是这里的警察，也管不了我。我对那里比较熟悉，我常去呀，知道枪在哪儿——在二楼的警务系。我上了二楼，进去找到了铁皮柜。那个钥匙怎么配的，从哪里来的，我记不清了。我就把铁柜打开了，里面有枪有钱。钱一摞一摞的，当时是用麻袋还是用口袋，都装里了。枪也装里了，枪有十来支，都是短嘴的，日本造的匣子枪。
张天午在楼下，我从二楼窗户把东西扔给他，他接好了，我则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和署。我们骑车回了大东。这过程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很顺利。回去以后，枪我挑一个最好的留下，其余交给王丹，大伙一人一只。钱我给张天午了，我对金钱不在意，也没数一数，都让张天午交给他妈保管，用的时候就管他要。我们到大连去用过一部分经费，还买过衣服，再没别的花销。我没拿回家一分钱，置房置地，以后就不知道这些钱去哪里了。1955年肃反时我被捕，审讯员问我，你在大和警察署拿出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是三十万，三十万伪币。伪满那时候三十万等于解放后的三十万，比现在三百万也不差。哪知张天午他妈抽大烟，那些钱很可能都被她花了。
【铁血锄奸团】
光复前，我跟国民党地下组织来往的有两条线，一个就是王丹，另一个是张宝慈，就是帮着偷运电台那个，他一直是我的直线领导，没有和其他人接触过。光复以后，他们都成国民党的大官了，张宝慈做了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书记长。
张宝慈手下有个叫齐觉生的，就是我在地方警察学校受训时的教官。张宝慈当上市党部书记长以后，他就跟着张宝慈干，还找到警察学校原来的一部分学员，成立了“铁血锄奸团”。这个“铁血锄奸团”和抗战时期杀汉奸的那个“铁血锄奸团”不是一回事，他们专杀共产党。八路后来撤出沈阳，他们就抓共产党地下分子，搞暗杀。齐觉生想拉我进去，我没答应，一个是觉得杀人越货的事我不能干，另一个他们对共产党那么仇恨我不理解。正好当时我帮王丹搞建军，和他关系处得好，就没加入他们。这就是天意呀！我要是向张宝慈的市党部靠拢，帮“铁血锄奸团”杀人，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等共产党进来能饶了我吗？
建国后，张宝慈（注：张宝慈曾担任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市参议会议长。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陈云人生纪实》记载，沈阳解放后“捕获了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主任张宝慈等一批特务头子，并缴获近百部电台。”根据《沈阳新闻史纲》记载，“1949年，张宝慈在潜逃中被俘，1951年3月镇反运动中，在沈阳南湖公园被公开处决。”）就潜伏在沈阳继续搞特务工作，后来被我们公安人员抓住了。我还记得把他抓到市公安局后面原来那个日本庙里，用麻袋装起来，一顿打，最后给枪毙了。建国后，经过屡次运动，蒋匪特务无一漏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王司令”建军】
光复后，八路军首先在沈阳成立了市政府（注：1945年9月，曾克林率领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进入沈阳，经与苏联红军协商，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成立沈阳卫戍司令部。9月9日，成立沈阳市临时政府。10月10日，成立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由民主人士白希清担任市长，副市长为焦若愚。），有个副市长，也曾与战干团有过关系，刚开始接收沈阳的时候，他到王丹家，要他加入八路军。他不干，一心要跟国民党走。
那时候他摇身一变，成了“王司令”，不知谁封的先遣军司令，大搞建军。我就帮着他干，也是左膀右臂，保着他。有很多地方武装来找他，有通化来的，说是手底下有两千人，“好！给你个团长。”我就在旁边帮着写委任状，忙乎这事那事的。那真是封官下委，好风光呀！
等国民党的部队到沈阳了，王丹通过这段时期的封官下委，一统计足有几十万人马。这时警备司令部有通告：凡建军的，看有多少人，够一个团给团长，够一个师给师长，够一个军给军长。那时候在沈阳搞建军的有七八个人，有的到城南去点编，有的到城北，有的到城东，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结果王丹的部队到城南一点，按照他原来下委，感觉得有十几万，结果就上来几百人。
这时候我也看出王丹的毛病了，在伪满时期还没发现，以后慢慢发现他好吹牛，一脑瓜子升官发财的想法，一心一意跟国民党走。当上“司令”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是根据伪满时的一段友情才跟着王丹盲目往前走，也不知道前途怎样，我就认为我是为祖国干事。
【苏联红军在沈阳】
8月15日到9月初，我就和王丹搞建军。9月上旬还是中旬，我忘了，最先进驻沈阳的是曾克林的部队。他是华北哪个军区的司令员，带着十六军分区的人从山海关到的沈阳。不久，苏联红军就紧跟着进来了。沈阳还组织了八路军的市政府，市长都选出来了。
苏联人进来以后，我们深受其害。我自己受害是在鼓楼南，骑个自行车，自行车是老百姓从关东军仓库捣腾出来的，我花钱买的。我正骑着车，从北往南走，胡同里突然出来一个苏联兵，拿着转盘枪，嘟噜嘟噜地说俄语，逼着我停下来，叫我下来，他骑上车了。还回头用转盘枪对着我，我要是跑上去，他就搂扳机了。
苏联兵给老百姓最深的印象就像饿鬼似得，抢吃的，路边摊上有油炸糕，他们不花钱，吃得满嘴是油，还揣兜里。随便拿人家东西，像他自己的似得。
最最让老百姓反感的是强奸妇女。他们见了女的就笑嘻嘻的，管人家叫“马达木”，东北，沈阳这地方的妇女没少让他们祸害。和我在一起的一个人的老婆，剃的秃子，出门脸抹得黑乎乎的，也不洗，这样才敢上街。还有一个朋友，二十几岁的小伙，年轻长得漂亮，还不留胡子，被几个喝醉的苏联兵看着了，上去就要强奸。后来发现是男的，给他这顿打呀！天天有强奸的，不是到家就是在外边。
当时我的好友是解放军政工干部，他是怎么解释呢，说这些人是从西欧对德战线胜利以后撤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兵源不足，把劳改犯都拉出来了，混在队伍里，纪律太差了。
【引路人达光】
在建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王丹家里住。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原来也是战干团的，和王丹在一起干过，这人叫达光。他是从哈尔滨来的，真实身份是民主联军林彪司令部情报处的一个干部，是营级干部。奉命来沈阳也是要发展地方武装。王丹也知道他是身份，也介绍给我了。那时候都凭私交办事，不太考虑别的。
早晚没事我们就一起聊，他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战干团时他就因为思想进步被关过禁闭。他给我讲的以前我都不知道，他讲蒋介石怎么杀共产党人，消极抗日，如何腐败啊，四大家族啊，宋美龄啊……也讲八路军和共产党。我觉得达光什么事情都看得远，作风正派，头脑聪明，王丹和他一比就显得忒俗气。
我以前有正统观念，认为国民党是正统，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听了达光的介绍，我豁然开朗，觉得他光明磊落，非常佩服他，崇拜他，认为和这样的人一起走保证没错。达光就是我的引路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沈阳视觉文献馆微信号，原标题为《从光复到解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