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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村庄的集体记忆①三位老先生口述抗战时期农村党组织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8-15  来源:新格网  作者:新格网  浏览次数:311  【去百度看看】
核心提示:原标题:苏南村庄的集体记忆①三位老先生口述抗战时期农村党组织 【编者按】 近百年来,农民经历了什么?

原标题:苏南村庄的集体记忆①三位老先生口述抗战时期农村党组织

【编者按】
近百年来,农民经历了什么?历史留下了什么?未来还将发生什么?
江苏退休官员黄健,自2014年起,花3年时间走访了老家江苏张家港合兴界岸村40多位村民,将村民的口述整理成书《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该书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该书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抗日战争时期,与界岸一江之隔的南通是共产党的天下,经常有地下党过来活动,共产党在本地有一定基础和相当影响。
村民周仕先:
二弟比我小两岁,生于1918年,小学毕业后,帮助父亲开酒行,家里有十多亩地。他个性比较倔强,对社会黑暗不满,曾经被伪政府短期关押。二弟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参加地下工作,作为亲兄弟的我也不知道。那几年他很少回家,有枪,有队伍,说是武工队,有时深夜回来,歇个脚就走。
据说二弟担任过共产党的区长、特派员,发展过一批党员,带过队伍打过仗,在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时出了不少力。解放军胜利渡江后,上级要他两天内组织500个民工,配合大军南下。二弟认为新区短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与组织讨价还价,被认为工作消极,受到严厉批评。也许在这件事情上失去了上级的信任,军管会任命新的区长时,预先没有通知他。刚解放几天比较混乱,两个区长都布置工作,双方发生误会和冲突,都说对方是假的,掏枪就干,差点火并。结果以新区长为准,二弟职务被免,武器收缴。组织上要他随工作队南下,离开家乡到南方工作。二弟有情绪,不想去,组织上一次又一次动员,他就是不听,闷在家里一年多,也不参加地方党的工作。
1952年,二弟受到严厉的组织处分,按自动退党处理。他心灰意冷,自谋职业,在村里当小学教师。“文革”中,二弟的战友、部下大多是“当权派”,被斗得七死八活,他相对安全,也算是祸福相倚。1978年以后,二弟从教师岗位退休,落实政策,承认他地下工作经历,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界岸村远眺
村民周庆先:
堂兄家里经济不算最差,为啥参加共产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一起逃难、躲壮丁。这个人个性独特,他在外面教书,可能闯了点祸,被地方恶势力扣了起来,吃到苦头。后来逃了出来,参加武工队,别人再也不敢碰他。他带武工队打游击时,伪乡长放出话来,如果周某人胆敢碰他,就干掉他全家。那时他经常晚上来,藏在自家住基(住宅基地)上,消灭过敌人,也牺牲过武工队员。解放后,他与新来的领导不和,内部不团结,互相不服气,搞摩擦,甚至动枪,受到组织处理,前功尽弃。

界岸村村民合影
村民夏任林:
我8岁上私塾,光背书,背不出就打板子。读了两年,插班上小学,学费交不起,书本都是老师给的。全家5口人,4亩老沙田,养不活自己,书读不下去了,就跟村里人做小道士。人家办丧事讲排场,多的时候请几十个道士,做好几天道场。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了,慢慢便结识了一些道友。
当时共产党发展地下党员,优先对象是自由职业者,像道士、铜匠、风水先生等。因为这些人经常出门,走乡串户,开展工作有掩护,不容易暴露自己。如果是农民,不好好在家种地,老是东跑西走,很容易引起怀疑。有一个道友姓余,化名石飞,地下党,常跟我讲革命道理,说共产党帮助穷人,推翻旧世界,家家有田种,人人吃饱饭,还讲共产党迟早打过来,解放全中国。1945年春天,三四月份样子,我和师叔一起,由石飞介绍入党,举行宣誓仪式。记得是在长江边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一间茅草棚里,墙上挂毛主席的像,铅笔描的,带八角帽的那张。不记得有没有党旗,举手跟着宣誓,严守纪律,不当叛徒。后来交过一次党费,聚过几次头,要我们注意有没有其他对象,合适的发展入党。
入党也就半年多时间吧,那年冬天,道友匆匆忙忙找到我,说奉上级命令撤到江北,短至三个月,长到一年,一定会回来。他叮嘱我,组织上会来人联系,叫我化名,对上暗号,否则不要乱动,还说斗争越来越残酷,要谨慎小心,单线联系,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他走了以后,我在家左等右等,一直没人接头。我知道村里周某人是地下党、武工队,他神出鬼没,寻常见不着。也知道学校里徐老师是地下党,但党内有纪律,不敢擅自接头。与组织失去联系,就像没娘的孩子,无依无靠,心里苦闷得很。
新中国成立不久,忽然接到道友来信,才知道他到江北后,一路北上到东北,一直在那儿工作。他来信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工作了,不用像过去地下工作时偷偷摸摸了,还问我现在干得怎样。我回信说,一直没人来找我呀。他已记不清交待谁来联系的,便写信附了一张纸条,证明我1945年入党,要我和师叔一起到县政府,拿这张条给他们看,抓紧出来工作。当时,我和师叔的家庭情况是差不多的,父母年迈,60多岁了;刚刚成家,孩子还小。两人商量,到县里工作,家里的田谁来种?父母、孩子谁来养?县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找谁去?还有,参加工作,当干部,文化低,恐怕干不了。一合计,算了,不去了,在家劳动,参加当地工作也一样。
土改时,师叔是农会主任,我是积极分子。当时办民校,有人申请加入青年团,我追求进步,也打申请报告。组织同志问我,原来参加过何种党派团体,我说1945年参加过共产党。他大吃一惊,哎呀,老同志啊,既然是党员了,怎么反而还要加入青年团?后来组织上作了调查,确认我入过党,没有自首变节,结论是因组织疏忽而脱党,由于脱党时间长,不能恢复党籍,需重新入党。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件事也搁下来了。
1980年以后,各方面都在落实政策。我曾经向上级申请恢复党籍,组织上承认入党经历,但无法恢复党籍。于是再打入党申请,听党课,接受组织考验。又过了几年,年纪大了,退休了,最后还是没有入党。
上世纪80年代,我的入党介绍人回家乡探亲。他一直在东北工作,当过省报副总编、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是我们40年前分手后第一次重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1985年他就去世了,不满60岁。我们在他弟弟家小聚,叙谈往事,分外高兴。刚好他弟弟的亲家也在,一聊天,才知道是钱家埭的李某人。李某人弟弟解放前是土匪头子,解放后被镇压。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经常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也刻意提防他。曾经你死我活的敌对分子,后人如今结成亲家。大家谈古说今,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不禁感叹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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