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霸座男孙博士，水浒泼皮牛二的现代版
游民的生存之道是抢夺，不分是非的抢夺，孙博士在包括抢占座位的做派中，事事表现出他浸淫于游民文化而自得不已，事事表现出对其文学形象先祖泼皮牛二的顶礼膜拜。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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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看完霸座男孙赫博士的那段短视频，我立刻想到《水浒传》“杨志卖刀”里的泼皮牛二。
让我们先温习一下杨志卖刀的相关情节：
且说杨志在东京试图走高俅的关系官复原职遭遇失败，钱也花光，只好出卖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祖传的宝刀。结果在街头遇到喝得醉醺醺的牛二意欲买刀，杨志声称自己的宝刀有三大特点：“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
一般买主遇到卖家这么吹嘘，总要找个办法试一试，剁铜钱吹毛得过都试过了，不算过份。偏偏第三件，牛二要较真，一定要杀个人看看，杀狗取代都不行。
▲《水浒传》里的杨志与牛二（右）
杨志知道惹上泼皮，便不敢卖刀，想赶紧走人。牛二哪里肯依？且看两人对话：
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
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
牛二道：“你将来我看。”
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洒家又不是你撩拨的。”
牛二道：“你敢杀我？”
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一物不成，两物见在。没来由杀你做甚么？”
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鳖鸟买你这口刀。”
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
牛二道：“我没钱。”
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 ”
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
杨志道：“俺不与你。”
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
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
牛二抢夺杨志的刀，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第一，老子看上了：第二，你不给我，除非杀了我。
这个口气跟孙博士的腔调几乎一模一样：第一，老子看上你的座位了，也就坐了；第二，你要叫我让出来，没门。不过在第二点上，孙博士比牛二要显得文明，讲得非常具有学术含金量，首先是因为自己站不起来，到了要坐轮椅的地步；其次还给合法“坐主”指明三条出路：要么你站着，要么你坐在我那个座位上，要么你自己去餐车上坐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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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酵前孙博士很得意。到北京下车后，他“疑似”在一个微信群里说：今天上午我又把一车厢的人耍的（其实应为“得”）团团转……”注意，他用的是“又”，这或许说明，这样干，不是第一次了。
可惜牛二被杨志结果了性命，我们很难揣度牛二后来怎么想的。但如果把牛二和孙博士的行为逻辑进行镜像，假设杨志像武大郎一样窝囊，杀不了牛二，那么牛二必定抱着抢来的宝刀，必定在他的朋友圈里像孙博士一样嚷嚷：今天中午我又在街上抢了一件宝贝，周围的人都奈何不了我……
可惜，孙博士的言行就像牛二遇上杨志一样，惹翻了对方和她后面的公众舆论，他的种种恶劣行径被一件一件挖出来，不可收拾，身败名裂。
平心而论，孙博士被暴露出来的恶行，没有一件算得上是严重刑事犯罪，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坑蒙拐骗不诚信，专占人家小便宜让人很不舒坦的小恶。这点上，也跟牛二十分相似。
牛二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水浒传》中说他“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常干一些违法败德勾当，经常被公安部门治安拘留，但他又没有严重触犯法律，判不了什么重罪，搞得公安局长、街道办主任和派出所长很头疼，周围邻居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
你看，这不就是孙博士这号人么？但就算这次闹到“全国共诛之”的地步，按照法律，也只是罚款两百，限制乘车了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惹不起躲得起，不过不幸的是，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据说又有个女人抢占了一个女孩的座位……
明朝人施耐庵塑造的北宋时候的泼皮牛二，套在今天的孙博士身上，并没有误差到哪里去，至少说明最晚到明朝，中国人的群体性格里，已经有一种泼皮的成分，否则文学作品不太可能把一个泼皮描写得如此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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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博士的精神先祖牛二，为什么会出现在明朝文学作品里，而不是更早？
宋代以前，中国的土地，已经逐渐从土地国有过渡到国有和私有两种属性并存。宋代开始，宋太祖赵匡胤鼓励官僚“市田宅以遗子孙”，买田买地，“为子孙立依旧之业”，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代以后直至清代，一直延续这种趋势。所谓“千年田，八百主”，是中国古代后期流行的谚语，反映出地权转移的频繁。
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兼并过程中被抛到城市的少部分农民，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出路。
但是到了明代，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更多的农民被抛出土地，而社会生产力也没有什么提高，结果生活更为艰难。
与今天不同的是，今天生活困难，人的选择是不生或少生孩子，而古人对抗生活困难的方式是多生孩子，结果导致明朝出现了中国人口数量的第一个高峰。葛剑雄和曹树基估计，明初的实际人口至少有7300万，16世纪末，实际人口总数约2.05亿。当然，其他学者还有其他一些估计，但基本都在亿级以上。
也就是说，大概从明朝开始，大量的农民已经不在固定在土地上，而成为了流民或游民。
年初去世的学者王学泰先生指出：
由于土地兼并剧烈，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就形成全国性的流民。弘治间，据保守的估计，全国约有流民1000万人左右，约占全民的九分之一。
游民的成功有赖于“朴刀杆棒”（不惮使用武力），有赖于不按牌理出牌，有赖于主动的进击精神，更有赖于拉帮结派。
游民观念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例如拉帮结派，视财货为第一追求，好勇斗狠，“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耍弄阴谋诡计等等，在主流社会都是只能干不能说的，这是“潜规则”。而游民不在乎这些，在他们那里，这些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思想观念，他们就敢笔之于纸，宣之于口，不以为非，主流社会的“潜规则”，在游民这里是“正规则”。
正是大量的流民/游民的存在，为施耐庵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水浒传》中的不事生产经商的牛二是流民，其他不事生产经商的好汉，很多也是流民，他们拦路抢劫，豪取他人财物，哪怕抢夺的是手无缚鸡之力人畜无害的小商贩，也绝无道德上的丝毫愧疚感，反而被认为是好汉作派。
既然直接抢夺他人合法财物都那么豪无愧色，那么凭气力和技巧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更显得理直气壮。到清代，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而社会生产力并无大的提高，流民绝对人数更多，江湖文化逐渐定型。表面上是满嘴仁义道德，成堆成套的官方语言、学术语言、雅致语言虚构出一幅幅壮丽画卷，但内里包裹的是全社会彻底的江湖化，庙堂如是、底层亦如是；白社会如是，黑社会亦如是；文人如是，文盲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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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虚构的江湖世界，人人爱看。此无他，因为他有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梦想，描写得那么丝丝入扣，完全说到每个人心坎里去；另一个例证是，有多少人读了李宗吾的《厚黑学》里的江湖手段会连连点头称是，又有多少人会拍案而起？
江湖的世界，侵犯他人的财产和其他权益，并不算是多大的问题。如果侵犯情节轻微，譬如坐了别人的座位、冲撞他人、偷窥他人隐私、乱穿马路、短斤少两、吃拿卡要、宰客等等，根本算不了啥，用不着面红耳赤，别过脸去一切心安理得。江湖的世界，看重的是忠诚，而不是诚实，更不是是非分明。是非不重要，亲疏最重要。
游民的生存之道是抢夺，不分是非的抢夺，孙博士在包括抢占座位的做派中，事事表现出他浸淫于游民文化而自得不已，事事表现出对其文学形象先祖泼皮牛二的顶礼膜拜。
在今天中国，车站、车厢、飞机座舱，是比餐馆和市民广场更具有公共性的场所，但也是一切人肆意侵犯一切人权益的高发地，因为前者更多需要一种“国民性”来自治，而后者则随时有店主或政府维护秩序。上世纪90年代，我在成都火车站买过火车票，大学生专窗照样挤得一塌糊涂，后来看到梁实秋的一段文字，十分不是滋味，但这就是现实，照录如下：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谁也不肯扬起鞭子去取缔，腆颜说是“于法无据”。
读完这段，我认为孙博士除了被罚款两百，禁坐高铁，还应该挨一鞭子，长长记性。而实际上，倘若这一鞭子真抽在他的身上，所有人均应该替他疼上一疼。